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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虽然毕生标榜学术自由,但也在学术资源上对基督教多所限制。
其七世祖为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侄子傅乐成随他到台湾,在台大历史学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国通史》。
侄子傅乐焕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51年从英国回到中国大陆,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就读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
1918年春夏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大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
1920年,他去欧洲,在伦敦大学学院 (UCL) 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在他游学六年半的时间中,大部份时间都在研读实验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的后期才开始阅读比较语言学,并学习东方语言。
台大校史馆中傅斯年校长的塑像1926年10月,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1928年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傅斯年喝醉了酒,信口乱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声色俱厉地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惊得一下醒了酒。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1945年傅斯年50岁那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坚决反对留用汪精卫时期北京大学的教员,所有汪精卫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职员都被开除。
1946年9月6日交棒给先前在美国办外交的候任校长胡适。
傅斯年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将汪精卫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全部开除,学生学籍和学历都不承认,要先补习才能参加学历甄审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卫时期华北政务委员会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资料和设备房舍为基石重新开始,结合原西南联合大学和新邀聘的朱光潜、金克木、季羡林等师资,成立拥有文、法、理、医、工、农6个学院和文科研究所(拥有陈寅恪等多位导师)的国民政府国立北京大学。
请朱光潜主持西方语文学系,在文学院新成立东方语文学系,请从德国学梵文回来的季羡林做主任,与金克木等教梵语、巴利语,马坚等教阿拉伯语,中日战争前周作人创办的东方文学系只有日本语专业,而且早已停办(金、朱是从武汉大学请来)。
各院院长依序是汤用彤、周炳琳、饶毓泰、马文昭、马大猷、俞大绂。
傅自己承认“有一件好事,即北大并无太大之损失...尤其好者,是伪文学院添了好些书。”,对自己的老师周作人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极力清算。
有些师生们投向了左翼阵营怀抱,连被傅视为“汉忠”的许多学人也对国民政府非常失望,6位院长和罗常培、俞平伯、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贺麟、雷海宗、郑天挺、钱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了人民解放军。
傅的亲戚俞大绂和陈寅恪(俞是内兄,陈是内表兄)留在大陆。
周作人写的“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消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做义民。”和“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对学生傅君的怨恨讽刺也不是偶然的了。
1948年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准台大庄长恭校长辞职,同时发表傅斯年校长人事案。
1949年1月19日,他飞到台北,1月20日从代理校长杜聪明(1948年12月7日开始代理)手中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1949年6月学期结束前发生文学院外文系李霁野教授弃职逃离台湾事件(李在四六事件后逃走,辗转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又名叶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校长不但是蔡元培、胡适两先生之高足,且继承北京大学自由讲学、自由研究的传统风气。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亦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
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表示“对于文学院教授李霁野无故离职,传闻前往共区一事,已经校内行政会议决议予以停薪处分,并函请警备司令部派员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办理,岂有袒护亲共分子之理?学校必定有闻便查,查明便办,绝不护短。”
从这件事可看出傅校长试着要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北大式的兼容多元学风中取得平衡的艰苦。
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敢在蒋中正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著烟斗的人。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政府官员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但事后陈诚采取怀柔的措施来安抚社会大众与台大教职员,并邀傅斯年等台大教授餐叙;会后傅斯年与其他教授表示:“赞同政府整顿学风,惟希望被捕学生除行为不法者,即予依法办理外,其余早予保释,对于各校实际困难问题,亦望能协助解决”。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的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而猝逝,得年55岁。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对于“教育学”这门学问,跟“国医”(中医)也有他独特见解。
台湾《国语日报》创刊后,傅做了首任董事长,直到去世。
“傅斯年纪念室”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内,内部陈设相关文物,以及相关文献与著作。并 设置相关影音多媒体动画,呈现傅斯年先生一生与图书馆的相关重要典藏。该纪念室于每周周一至周五均开放 参观。
另有“傅斯年纪念室”又称傅氏祠堂。位于山东省聊城市东关大街路北。系傅以渐家祠之正堂。面阔3间,通阔12.8米;进深2间,前带廊厦,实为三间,通深8.2米。祠堂外观为砖墙、瓦顶、硬山脊,正脊饰花草螭吻。祠堂各间面阔相等,均为4米,廊深1.6米。前廊与正堂有木质花棱隔扇,三间隔扇均能作门打开或关闭。堂内有金柱四根,柱高5米,柱础为古镜式,柱间纵距为4.8米,柱头之上是五架梁,其上为三架梁,正中脊瓜柱上是正心桁。梁、檩均有随梁和随檩枋,方椽之上是扒砖顶。北侧金柱距北墙1.3米,墙内藏后檐柱,上梁施抱头与金柱相连。现祠堂已辟为展厅,主要陈列着傅斯年先生的生平事迹大型图片和傅斯年先生半身汉白玉雕塑。1988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胡适曾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当着胡适大骂:“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两人却成为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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