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通晓二十余种语文，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其代表作。

姓名读音

关于“恪”的读音，常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有人对此持异议。如金文明在《守护语林》中考证，认为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他认为，上杭的客家话里，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符号?示送气）。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的粤音。“确”的粤音为/k??k/，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因此有观点认为“恪”并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给“恪”编一个新音。另据陈寅恪家乡方言怀远话(江西修水客家话，较之福建上杭客家话受赣方言影响更大)，恪与确同音，“确”在怀远话中应读quò，所有也有人认为，恪实读quò。陈寅恪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根据目前官方标准，“kè（课）”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生平

家世

光绪十六年（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客家人。更早的祖先原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县客家人。陈寅恪是为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祖母黄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为兄弟排行），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辈称其六叔。

求学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1902年春天，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同年入学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鲁迅）同船同渡，陈衡恪与鲁迅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两人遂同室而居，过从甚密。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作为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

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每餐吃炒腰花（猪肾），省下的钱买书。性情孤僻，很少社交。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汉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夏曾佑曾对他感慨说道：“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

执教清华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陈寅恪本人是谦虚的，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钢和泰学习梵文。

南渡北归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

岭南-中大时期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进北平，陈寅恪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

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大陆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大陆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

晚年

国务院副总理，时人称为“南霸天”的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大陆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甚至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岁”条目载：“……旧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诞辰……阳历十月七日（依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旧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时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

后事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

学说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很明显是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例如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寝殿之误，“长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灵殿”，“唐代宫中长生殿虽为寝殿，独华清宫之长生殿为祀神之斋宫”。

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曾自言：“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对于“不古不今”之义，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在中国有罗志田、桑兵；在台湾，除了汪荣祖著有《史家陈寅恪》专书以外黄清连、王震邦及逯耀东等亦有专文对此进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义至今仍尚有分歧，兹举数家之言如下：

依汪荣祖的说法“不古不今”为中古史，因陈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见长，亦曾言：“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说得到多数认同。逯耀东则进一步认为“不古不今”系指经学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按：乙部为古代图书分类之史书)，故可作两方面探讨，初为乙部之书，进为专指魏晋隋唐之史。而桑兵认为“不古不今”并非由字面上来解释，应从其时代背景做观察，“不古不今”为“不新不旧”之意，引申为治史不拘泥于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据钱宾四教授的想法，首开今古之争的两汉经学，就不存在实质的今古差异，仅是虚拟的差异。

陈先生身为一文史名家，不仅在治史上有卓越贡献，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与乾嘉学派治学风气不同意见，他认为若是要了解诗词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处)之外，还要找出作者当时的今事，这样才能古今融为一体，这种古典今典共鸣的新传记批评，实际上已经超越中国历来诗词评论的窠臼，乃陈先生晚年著作与早期著作的会通处，也就是陈先生的心史所在。

关陇集团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关陇集团”的说法。从北周、隋至武则天政权，皆与关陇集团息息相关。

关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建立关中本位政策，并且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较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汉族也成为军队主力之一，得以攻灭因政治混乱而衰退的北齐。陈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在西北一隅。”

治学理念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评价

•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 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 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批评

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屡作讥评。在《管锥编》第1227页、《宋诗选注·序》都直接或间接做了批评。钱先生的批评，实有其根据。陈先生在古典文学批评上偏向于写实主义，对于抒情或不是为写实目的的作品，诗史说就不能自圆其说。这种观点证诸于西洋文学史，乃是有真凭实据的。反观中国古典文学并不能一概皆视之为写实主义，这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写实主义，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写实目的的作品。所以诗史说值得商榷。但是陈先生的诗史说的新意在于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在理论上确有一新耳目处，不但在理论的陈述上，以及实际批评贡献，造成空前绝后的成就。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叙述，在韩愈是否“服硫磺”的问题上，钱钟书不取陈寅恪的考证；后来他又批评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太“Trivial”（琐屑）。余感慨地说：“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

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余英时的信中对陈寅恪的文章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冗遝而多枝节”且不“可诵”；二是“临深为高，故作摇曳”。认为为文不可学他。陈寅恪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作品难懂是因为读者对于他处理的史料不熟，甚至是还没有进入状况，产生一种陌生感而已，并不是不可读不可大声朗诵，我们可以举例而言，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台湾中央研究院兼任研究员王叔岷的著作集，这是很轰动的事情，王先生的作品有许多就是模仿陈寅恪先生的写作格式。

家庭

• • 祖父：陈宝箴
  • 父：陈三立
  • 母：俞明诗
  • 兄：陈衡恪

著作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元白诗笺证稿》
• 《论〈再生缘〉》
• 《柳如是别传》
• 《金明馆丛稿初编》
• 《寒柳堂集》
•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 《金明馆丛稿二编》
• 《陈寅恪文集》
• 《陈寅恪集》

延伸阅读

• 陈小从. 图说义宁陈氏.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ISBN 9787806037942. 
• 张求会. 陈寅恪的家族史.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40643768. 
• 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ISBN 9787301077566. 
• 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ISBN 9787532521890. 
•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ISBN 9787108008046. 
• 张杰, 杨燕丽. 追忆陈寅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ISBN 9787801491589. 
• 张杰, 杨燕丽. 解析陈寅恪.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ISBN 9787801491596. 
• 刘克敌. 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 时英出版社. 2007. ISBN 9789867762832. 
• 岳南. 陈寅恪与傅斯年.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61343326. 
•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ISBN 9787302009740. 
• 余英时.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二版). 东大图书公司. 2011. ISBN 9789571930213. 
•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ISBN 9787301008416. 
• 罗志田.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近代史研究. 2008 (6). 
• 项念东. 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博览群书. 2008 (3). 
• 俞大维等. 谈陈寅恪. 传记文学. 
• 李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 陈哲三：《陈寅恪轶事》

参考资料与注释

1. ^ 蔡德贵著‘东方学人：季羡林’p.81
2. ^ 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
3. ^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第一章〈风云际会〉“槎浮海外”
4. ^ 俞大维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提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5. ^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6. ^ 赵元任、杨步伟：《忆陈寅恪》
7. ^ 陈寅恪曾说，“胡(适)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邓广铭，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8. ^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9. ^ 陈寅恪“文革”期间第七次交代稿称：“我和唐筼都有心脏病，医生说宜往南方暖和之地。我因此想到岭南大学。抗战时期南开、清华、北大迁往云南并为西南联大，所以认识陈序经。遂写信与他，可否南来休养一个时期。1948年夏，他回信聘我来岭大教书。”（《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
10. ^ 陈寅恪为何未登机前往台湾一直是个谜底。但陈在新中国的下场悲惨，却是事实。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又说：“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见谢泳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第15页）
11. ^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说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冯衣北写的《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文中极力否认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观点正确性。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证实了唐筼前去香港的说法。
12. ^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13. ^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称“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
14. ^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外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15. ^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美延寄给蒋天枢信中：“不久，母亲即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抢救无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十月十二日庚子）晚八时半病逝。”
16. ^ 张求会. 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凤凰网 [2011-03-31]. 
17. ^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18. ^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
19. ^ 《元白诗笺证稿》， 41－43页，三联书店2001
20. ^ 《通鉴》胡三省注
21. ^ 陈 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 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 光而永光。
22. ^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学档案馆
23. ^ 钱钟书瞧得起谁啊？
24. ^ 钱钟书1978年出席在意大利召开的欧洲汉学会上做的题为《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的考据并不减退严谨性，只是增添了思想性。”
25. ^ 季羡林在《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一文中写道：“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26. ^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227－23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脚注

注解1：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注解2：据季羡林： 《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一文的分析统计，陈寅恪有六十四本笔记本兹录如下：藏文，十三本；蒙文，六本；突厥回鹘文一类，十四本；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西夏文，二本；满文，一本；朝鲜文，一本；中亚、新疆，二本；佉卢文，二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摩尼教，一本；印地文，二本；俄文、伊朗，一本；希伯来文，一本；算学，一本；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一本；亚力斯多德（实为算学），一本；《金瓶梅》，一本；《法华经》，一本；天台梵本，一本；《佛所行赞》，一本。

注解3：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注解4：陈封雄《回忆录》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注解5：“十五年春，梁（任公）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着 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注解6：“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注解7：据夏双刃的《陈寅恪传》记载，至卢沟桥事变前夕，陈寅恪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有相夫人先天因缘曲跋》、《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敦煌本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元代汉人译名考》、《大乘义章书后》、《敦煌劫余录·序》、《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国志曹冲华佗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几何原本满文译文跋》、《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李唐氏族之推测》、《禅宗六祖传法之分析》、《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斯坦因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支湣度学说考》、《读连昌宫词质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易解释》、《李唐氏族支推测后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元微之遣悲怀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瞾与佛教》、《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考辨》、《论韩愈与唐代小说》、《桃花源 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读秦妇吟》、《府兵制试释》、《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等文。

注解8：方豪说：“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 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

注解9：苗振亚《陈寅恪为何一世背运？》：“1937年7月，日本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到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1940年暑假，陈寅属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着来的消息让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接着又有消息传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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