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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英文名:Tan Kah Kee,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镇),南洋著名爱国华侨企业家,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地区著名华人企业家,东南亚地区华侨领袖,国籍不明人士。他在福建与新加坡创办多间学校,包括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今天的集美大学亦是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师范部发展而成。
陈嘉庚曾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2006年,为纪念陈嘉庚倡议创办学校,有着64年历史的广州市第三十中学更名为陈嘉庚纪念中学。坐落在厦门市集美区嘉庚公园北门以北填海处的陈嘉庚纪念馆于2008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辰134周年之际试开馆,2009年元旦对社会公众开放。
由于其鲜明的亲共、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政府长期对陈嘉庚持排斥、抵制的态度,不肯承认他的历史功勋和地位,这种情况直到近年随着中国大陆国际地位的上升才有所改善, 正在建设中的新加坡地铁滨海市区线的其中一站被拟定命名为陈嘉庚地铁站。
陈嘉庚生于1874年10月21日,他的父亲陈杞柏早年下南洋谋生,在新加坡经营“顺安号”米店。陈嘉庚17岁也来到父亲的店中学习经营管理,20岁回福建完婚,后又在家乡读书一年,22岁时再次到新加坡管理米店。
1905年春天,由于米店歇业,陈嘉庚便开始自立门户,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他首先开设了“新利川黄梨厂”(生产菠萝罐头),后又继承遗产“日新公司”(生产菠萝罐头),仅经营了三个月,便获利丰厚。当年夏天,他又开设了“谦益号”米店。不久,由于看到其他华侨陈齐贤、林文庆等人在橡胶业上取得了成功,便决定经营橡胶种植业。1910年代,陈嘉庚与另一企业家余东旋(亦为其友好)同样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成为当时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两位华侨。经过20年的发展,到1925年,陈嘉庚已拥有15000英亩的橡胶园,是当地华侨中最大的树胶种植者之一。同时,他也开设了橡胶产品的制造厂,生产胶鞋,轮胎等产品。陈嘉庚的产业中三大支柱为橡胶园,生胶厂和胶品制造厂。另外,他还经营菠萝罐头,冰糖,肥皂,药品,皮革等等十余种产业。他的销售网点遍布东南亚各大城市以及香港,上海,厦门,广州等地。1923年到1925年间,是陈嘉庚公司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他拥有资产1500万万元(新加坡货币,以下同),仅仅3年中,他获利1070万元左右,雇用员工数万人,其经济势力称霸整个马来半岛。
及至1929年,世界各地陆续爆发农产品价格下跌,逐渐形成世界经济大萧条,继而沈重打击已经达到饱和的橡胶业;在美国汽车业减产的情况下,亦直接影响马来西亚外销的轮胎需求,连番出现不景气的橡胶业,促使不少华商破产收场,当中亦包括陈嘉庚和林义顺等大企业家,他们旗下的橡胶事业亦一步步倒闭,陈嘉庚当时亦面对着日本帕来品及当地橡胶业对手的强大竞争。陈嘉庚的公司在当期时已累积欠下银行债务近400万元,而其公司资产仅在200多万元,已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直至1934年,陈嘉庚的商业王国可谓全面收盘。
尽管陈嘉庚已是称霸南洋的大实业家,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到,“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但是他极具公益心,尤其对于兴办教育,非常热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乡创办小学,1918年又创办师范学校,并设立中学,附设男女小学和幼儿园。随着他的企业的兴旺发展,他又继续在集美开办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儿师范等,同时也设立了科学馆,图书馆和医院等,使集美成为了系统完整的学村。
陈嘉庚捐资办学的高峰是在1921年。他痛感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便决定投资1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所有办学费用由他一人承担,包括大学的经营费用300万元,也由他分12年支付。对于厦门大学,他付出了满腔的心血,从聘请校长和教员,到校舍的选址设计施工,他四处奔走,呕心沥血,使厦门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的知名高校
在新加坡,陈嘉庚对于当地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热心,1919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现名华侨中学(新加坡),是当时南洋地区华侨的最高学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示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当时有教会请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慨然答应,但提出要以兼设中文课程为条件。
陈嘉庚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总值在1000万元以上,相当于他拥有的全部不动产。有人估计,如果他在当时买黄金,估计现在的价值已达到1亿美元左右。陈嘉庚在给集美学校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这封信件充分说明了他对于中国教育和崛起的深远见解。
厦门大学陈嘉庚纪念馆前的陈嘉庚雕像。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主楼前的陈嘉庚塑像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近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半期间,共计捐款约15亿元,极大地支援了中国国内的抗日力量。
陈嘉庚还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1940年,66岁的陈嘉庚还亲自率领慰劳团回中国访问,他参观了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1941年,日军占领新加坡,陈嘉庚被迫辗转到印尼等地避难,由于得到华侨的掩护,得以安全地度过3年多恐怖时期。在此期间,陈嘉庚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力,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经历,既《南侨回忆录》。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并且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1947年,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社”),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陈嘉庚回中国定居。接着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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