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1900-1971），原名穆敬熙，吉林伊通县靠山镇人，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18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26年又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曾赴日本留学，1921年参加创造社，回国曾任中山大学、吉林省立大学教授，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负责左联诗歌组工作，并参与成立中国诗歌会，后历任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教授，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旅心》(1927)、《流亡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等。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穆木天		出生日期： 1900年3月26日
性别： 男		别名： 穆敬熙
籍贯： 吉林		出生地： 吉林伊通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71年		职业： 诗人 作翻译家
毕业院校： 南开中学、日本东京大学		代表作品： 《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

人生经历/穆木天 编辑

穆木天191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1年加入创造社。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注重声、色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情调忧郁、感伤。同期还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1926年夏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成为在创作上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1931年加入“左联”，九月与杨搔、浦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诗歌大众化。193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并创作了10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辗转昆明、广州、桂林、上海等地从事教学和创作。解放后先后在东北师大、北京师大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1971年10月病故。^[1]

文学年表/穆木天 编辑

穆木天手跡1900 清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出生於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學名文昭，筆名穆木天。

1906 七歲，進私塾就讀。

1911 進省城吉林市（永吉縣）就讀中學。
1915 10月，轉學至河北天津南開中學就讀二年級。
1919 自天津南開中學畢業。考取「旅旗」。「旅旗」乃當時吉林縣公署專設旗蒙科，管轄旗人的公產，在公產的收益內撥出部分款項，以津貼旗籍留學生。
1920 赴日求學。先就讀東京一高預科一年，而京都三高三年，後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就讀文科，主修法文。第一篇譯作發表於1920年3卷1期的《新潮》雜誌。
1926 自日本回國，出任廣州中山大學（廣東大學）教授。11月6日，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勞生日記》中記載「午前上山東去，見了一位姓麥的女孩，係中山大學的文預科學生，木天正用死力和他接近」。
1927 夏，與學生麥道廣同居，同居後育有一男。第一本詩集《旅心》由創造社出版，收集了自1923至1927年的新詩、散文詩、詩篇，定價三角。
1929 轉往北平孔德學院任教。
1930 3月2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穆木天加入聯盟。同年出任吉林大學教授。
1931 九一八事變，離開故鄉，往上海參加抗日工作。第二本詩集《流亡之歌》出版，收在「中國詩歌會」的《國防詩歌叢書》。詩集充滿了反抗日軍侵略的堅決意識，為其詩歌創作開立新的成就。
1932 與楊騷、蒲風、任鈞、柳倩等組織「中國詩歌會」，在上海成立總會，後又在廣州、河北組織分會。同年，麥道廣帶著三歲兒離開穆木天，從此不知所終。
1933 2月，「中國詩歌會」出版刊物《新詩歌》，排斥言之無物、脫離現實的新月派及現代派，強調詩歌大眾化，和現實結合。與彭慧同居，同居後彭慧墮胎一次，生有二子。經由「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與商務印書館訂約翻譯巴爾札克全集，與彭慧同居的前一兩年生活費用，主要依賴翻譯巴爾札克全集所得之稿費。
1935 與彭慧因思想左傾在上海被捕。
1936 上海新鐘書局出版期文藝短篇《平凡集》，所收文章為1933年秋到1934夏所寫之文論。
1937 七七事變，於1935年被捕至今始得獲釋。八一三事變後，翻譯巴爾札克的工作受到影響，雖然全集沒有翻譯成功，但卻是中國最早翻譯巴爾札克作品的人。
1938 10月，武漢淪陷，舉家遷往雲南昆明，任教於雲南大學。
1939 中山大學遷往粵北，夫妻二人前往出任教授。
1942 因彭慧不適粵北氣候，遂轉往廣西桂林任國立桂林師範學院教授。
1945 8月，對日抗戰勝利，偕彭慧回上海同濟大學執教。
1948 與彭慧出任由日本所據之東北大學、長春大學、長白師範學院所合併的「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1951 與彭慧回北京。穆木天進師範大學任教，彭慧出任《文藝學習》雜誌編輯委員。
1957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穆木天因不滿現實，被戴上右派帽子。

1971  “文化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诗歌风格/穆木天 编辑

穆木天评论选穆木天曾经指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处。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这段话强调了暗示对于诗歌创作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充分运用暗示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是象征诗派极为重要的诗学策略。在《苍白的钟声》一诗中，诗人充分利用了形式与意象上的暗示作用，借缈缈钟声的描摹，传达了悠悠的感伤之情。

从这首诗来看，诗人启用了大量色彩晦暗、调子低沉的词语来写飘渺钟声，写出了钟声的苍白、衰朽与灰黄。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人间词话》）这首诗对于如此令人感伤的钟声的写照，其旨意何在呢？它要写出诗人心中的那种惆怅情绪呢？我们再仔细阅读这首诗时就不难发现，诗歌中反复提到了故乡，诸如“故乡之歌”、“永远的故乡”、“朦胧之乡”、“苍茫之乡”、“古乡之歌”等，由此可见，诗人在这首诗里，要抒发的是对故乡的怀恋之情，正是那种揪心的乡愁撩发了诗人的诗情，进而催生了这首独具风格的新诗。

影响/穆木天 编辑

穆木天评传穆木天是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五四时期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法国文学。由于他具有相当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一定的诗歌创作经验，所以他对西方的象征主义诗潮，不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而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悟。穆木天融汇西方象征派诗论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并适当吸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现代观念的指导下，构建出了自己的象征派诗论。对穆木天的这一创造性的建树，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致给予高度的评价。如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就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

创作历程/穆木天 编辑

从20年代到40年代，穆木天在诗的旅途上对新诗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曲折的探索：20年代，他以象征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旅心》；30年代，他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创作了《流亡者之歌》；40年代，他努力贯彻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了《新的旅途》。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适当吸取象征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可以把诗歌创作向前推进一步，这是穆木天经过艰苦探索而达到的新的认识。

专家述评/穆木天 编辑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陈方竞）

1996年，在吉林师范学院召开的一次关于“文学史论”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学者提出“文学史无法还原历史，文学史也无须还原历史”，这颇引起一番争论。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认为“文学史确实无法还原历史，但文学史应最大程度地还原和认识历史”。于是，我提出了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

穆木天
其实，穆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有非同一般的表现，我们似乎很难说他在文学史上失踪了。1918年，他就读于南开学校时就发表过提倡新文化的文章。留学日本，他列名于创造社发起人之一。1925年，他在《语丝》上与“五四”时声名显著的钱玄同进行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次年，他学成回国，指名道姓地批评提倡“作诗如作文”的胡适“把中国诗坛害得断子绝孙”，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与冯乃超、王独清在刚创办的《创造月刊》上，有宣言、有作品地“发难”于诗坛，为人瞩目，引出不少评论，有“创造社三诗人”之称，并留下了当时颇受好评的第一部诗集《旅心》。1931年1月，他到上海加入“左联”，担任《北斗》编委和“创委会”诗歌组负责人。翌年9月，他与杨骚联系一些****青年诗人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中国诗歌会”，后又创办了会刊《新诗歌》，他写出著名的发刊词《我们要唱新的诗歌》，创作了第二部诗集《流亡者之歌》。抗战爆发后，他在武汉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和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创办了诗歌刊物《时调》和《五月》。到大西南他仍然坚持抗战诗歌活动，并出版了最后一部诗集《新的旅途》。此外，穆木天自1935年始直至抗战时期，更是以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家身份产生影响的，他是中国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的开拓者。穆木天如上这些文学活动，在当今各类文学史著作中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塑造了一个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紧随时代前进的作家形象。
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学，关注的主要是穆木天的诗歌，在*研究中更为重视的是前期穆木天的象征派创作，这带来我们认识中的穆木天诗歌创作对于他文学批评的“遮蔽”。在我看来，穆木天的文学批评较之他的诗歌创作更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第一，穆木天作为诗人的三部诗集，即使被称为“象征诗”的前期诗作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也是在他的以“诗”为核心的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他1931年后转向****诗歌创作更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把他的“转向”称为“理论自赎”的悲剧，就是说他诗歌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后的矛盾状态，只有通过考察他的文学批评观的变化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第二，穆木天文学批评更能体现“五四”新文学开拓者创作、翻译和批评集于一身的特点，而且，他给我们留下了在篇幅和内涵的丰富和深刻上超过他的诗歌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一座需要开发的“矿藏”，仅从近些年来引起研究者关注的他的诗论来看，他的文学批评就有着进一步发掘和阐释的必要。第三，我所着眼的主要是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即一方面，他的文学批评是作为置身日本文化环境中的创造社作家发展起来的，与创造社作家相一致，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创造社作家整体状况不同，他留日期间形成了与法国文学更深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独特性是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域外文学取向的整体状况中比照出来的，而且，他1926年就直接以他对法国文学的独到感受和认识为参照展开文学批评，这使他在“无意”中走进了中国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间，形成某种独立价值和意义，引发了我们对文学史中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感受和认识，一一其中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他在《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中对“诗”和“写实文学”的阐释，对“五四”后的新文学向审美形态的转化与发展是十分及时而且必要的，作品发表在《创造月刊》触及到中国文学的一些根本性症结，这些症结始终存在于新文学发展中，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第四，在我们既有的文学史描述中，穆木天1926年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的被“遮蔽”，无疑与我们所占有的全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相关，我们很难从中发现有关《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的直接反响，甚至连穆木天自己在1930年后都对这些文章以及相应的诗歌创作一再作过沉痛的“反省”和“忏悔”，因此，似乎没有必要把他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对新文学发展“进程”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文章拿出来重新掂掂分量；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时至今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极不充分的，认识到“史料”在还原我们所能看到的新文学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还原了这一历史真相的局限，那么，《谭诗》、《写实文学论》等文章被“遮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一个可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在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实际状况的认识不断深入过程中重新阐释的问题，而穆木天1931年后对此的自觉否定，更使问题具有了文学史意义上的现象形态的“典型性”。
我对穆木天文学批评的思考，首先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之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认识出发的，同时又是从对法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关系的思考出发的。
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在相对隔绝的背景和环境中，依据中西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的精神发展要求自然产生的，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有深厚的基础，并在各自的历时性发展中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二者之间在整体上不具有共时性的横向联系。诸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在欧洲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与滥觞了中国文学之根的先秦《诗经》和《楚辞》一样，是在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各自几千年的独立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即使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期汲取并融会了西域宗教文化的唐代诗歌创作，也难以对几乎发生在同时期的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学产生任何影响。各自具有独立的生成和发展特征的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在“五四”一代新文化倡导者的视野中真正发生了联系，或者说，在这些从国外留学回来、更关心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真正建立起了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各自迥然有別的整体面貌，建立起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整体比较观，这是他们能够发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倡导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文学能够产生并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西文化是由不同的文化观念、文化概念构成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交流需要找到更有助于两者之间交流的通道，发现中西思想文化之间发生联系的更为接近的点；陈独秀面向欧洲倡导新文化更多地借鉴的是法国思想启蒙运动，这源于他对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在欧洲思想文化发展中具有的整体性和“划时代”影响的认识，正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对法国启蒙思想和启蒙文学的选择，打开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联系和交流的通道，賦予了百年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联系的特殊意义。这就是说，陈独秀开启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之缘，在其后的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成为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学关系的一条主线，百年中国对中法思想和文化关系的想象和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留学欧美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留学法国的为多，直接受到法国文学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更是不胜枚举，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的法国文学翻译始终居于主导位置。

著作书目/穆木天 编辑

旅心（诗歌集）1927，创造社

《平凡集》秋日风景画（散文集）1934，上海千秋出版社
平凡集（散文集）1936，上海新钟书局
抗战大鼓词1938，新知
怎样学习诗歌（理论集）1938，生活
闹东京（曲艺集）1938，生活
新的旅途（诗歌集）1942，重庆文座出版社
儿童文学参考资料（第1、2集）编选，195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翻译书目/穆木天 编辑

王尔德童话英国王尔德著，1922，泰东
蜜蜂（儿童文学）法国法朗士著，1924，泰东
商船“坚决号”（中篇小说）法国维勃得拉克著，1928，创造社
窄门（长篇小说）法国安得烈·纪得著，1928，北新
丰饶的城塔什干（长篇小说）苏联涅维洛夫著，1930，北新
维里尼亚（中篇小说）苏联赛甫琳娜著，1931，现代
青年烧炭党（短篇小说集）1932，湖风；又名《犯罪的列车》，1936，复兴
初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2，现代
法国文学史1935，世界
牧歌交响曲（中篇小说）法国纪得著，1936，北新
欧贞尼·葛郎代（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36，商务
从妹贝德（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40，商务
恶魔（诗集）俄国莱蒙托夫著，与铁弦等译，1942，文林
巴尔克短篇集法国巴尔扎克著，1942，三户
从兄篷斯（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43，桂林丝文出版社
二诗人（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44，耕耘
巴黎烟云（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44，耕耘
绝对之探求（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
弓手安得烈（短篇小说）苏联阿·托尔斯泰著，1949，现代
冰雪老人（民间故事）苏联阿·托尔斯泰著，1950，中华
小仙鹤（儿童文学）苏联普利什文著，1950，中华
雪地上的命令（儿童文学）苏联符·毕安琪等著，1950，东北新华书店
一百种智慧（民间故事）苏联嘉鹿莫娃著，1950，中华
白房子（儿童文学）苏联瑞特柯夫著，1950，中华
伊万和巫婆（儿童文学）苏联蒲拉托夫著，1950，中华
勾利尤老头子（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51，上海交通书局
新开河（诗歌）苏联库列萧夫著，1951，文光
凯撤·北罗图盛衰史（长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51，上海交通书局
夏贝尔上校（中篇小说）法国巴尔扎克著1951，上海交通书局
报仇（短篇小说集）苏联康诺尼第等著1951，中华
中世纪文艺复兴后期十七世纪系欧文学教学大纲苏联普列谢夫著，1951，沈阳东北教育社
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苏联莫斯科波乔慕金教育学院外国文学研究组编，1951，沈阳东北教育社
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苏联卢纪伽著，1951，沈阳东北教育社
只有前进（诗歌）苏联库列秀夫著，1952，新文艺
五一节的故事（故事、诗歌集）苏联马夏克等著，与王烈合译，1954，时代
琴琶（诗歌）苏联库列莆夫著，1957，新文艺
快活的日子（儿童文学）苏联马克夏克著，1957，文化

人物评价/穆木天 编辑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就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

邢富君：“可以说，他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东北作家的唯一代表。在为‘五四’的春风所唤起的最早一代东北文学青年中，穆木天的创作是最杰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