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张维迎
生卒：1959－？
描述：
籍贯：陕西省吴堡县

张维迎 - 个人概述

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 - 职业生涯

1.学习、工作简历及科研经历

1982.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4.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1988.牛津大学进修
1992.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4.牛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学位论文题目：Entrepreneurial Ability, Personal Wealth and

the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An Entrepreneurial/

Contractual Theory of the Firm

导师：James Mirrlees, Donald Hay

1994年8月－1997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

1997年9月－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

理研究所所长；1998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99年开始任学院副院长。

2．学术及社会兼职：

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及国家体

改委企业改革咨询委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近年来国外访问讲学经历
1996.4-6, 1997.2-7,1998.6-9,香港城市大学讲学；

1997.12, 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周

1998.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两周；

1998.12, 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讲学

张维迎 - 个人荣誉

1990－1993，世界银行奖学金（三年）

1992－1994，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奖学金(二年)

1992－1994，伦敦经济学院Lionel Robbins 纪念奖学金（面向全英大学

的最高奖学金，每次仅授一名；二年）

1992，牛津大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1997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获得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

特等奖（仅一名）

1998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国家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张维迎 - 个人影响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

主要开设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企业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人物评价

张维迎教授恐怕是少有的最难采访到的经济学家之一。我们曾在去年初几次打电话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都未找到他本人，好容易找到了，他却说现在没有什么新东西，
该说的都说了。再后来，他躲到香港城市大学一方面做访问，一方面写他的新著《博弈论
与信息经济学》。期间，在深圳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他，再次请他接受采访，张先生又婉
言谢绝了。而在经济圈中，张维迎越来越被人关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
- 契约理论》在许多高校研究生中都是人手一册，并成为1995年我国经济学界学术水平最高刊物《经济研究》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担任执行主
编的《中国经济学-1995》一书，宗旨是收录1995年中国经济学家最好的论文，他们从1995
年权威的经济学期刊中初选了47篇论文，此后再由专家投票选出了入选的论文10篇，而
张维迎就占了2篇；当他的新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刚刚出版，墨迹未干时，又传来一
个令中国经济学界振奋的消息：张维迎教授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导师莫里斯教授荣获
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之所以令人振奋是因为联系张先生回国后的一系列研究成
果，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经济学界离现代经济学前沿又近了一步。而追踪采访张维迎
教授对我们来说也是刻不容缓的了。这一次，我们希望张先生介绍经济学的前沿、介绍中
国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这不是简单地宣传个人，而是给众多经济学子、同行们树立信心。
张先生心动了。

一、脱颖而出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北农村一户典型的农民家庭，父母均不识字，但他似乎从小就
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悟性与偏好，学习成绩远远领先于别的孩子一大截。他的回家作业从
来都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逢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拿一个全班第一没问题，
而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赌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
玉米饼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华里外的地方
打工。贫寒的家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
的探求。高中毕业时，他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
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他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二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
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
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
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
“你可以考文科么！”尽管那是他头一回听说“文科”这个词，但似乎冥冥之中的一种天
定，注定了日后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将从这个黄土坡里走出来。既然要考他还是很认真的，
托了县里的同学邮来了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
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
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18
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

在大学里他的年龄是班里最小的，但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那时的张维迎还谈不上有多
远大的抱负，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上大学有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就满足了，更多的
奢望实在不敢有。他只是凭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对思辩的爱好和擅长在学习。他在上大学前
没有学过英语，在大学里也没有钱象城里的孩子一样买台砖式录音机，但他的英语成绩却
和班里一位已经学了十几年英语的同学不分伯仲，这使他坚信农村娃也是可以学英语的。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前不久，
当我们在西北大学见到何炼成和刘承思两位老教授时，他们对张维迎的一致评价是刻苦、
有悟性、勤于思考。1982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是
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茅于轼先生，并和田
国强、杨小凯等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小组发言中这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发表了一通关于
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宏论”，令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这或许得益于他原
来良好的数学基础因而对以数学为研究方法的现代经济学有着强烈的敏感。他的发言逻辑
性强，观点鲜明，切中要害，被小组推选到大会上宣读。张维迎语出惊人：“如果中国的
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
心何在呢？”这次会议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从此他再不满足于从劳动二重性
开始的推导了。回校后他牵头组织了一个6人读书班，栗树和先生当年也是这个班里的成
员。他们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由张维迎讲解一次。为了讲评好，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将内
容弄懂吃透。这种边学边讲的方法至今仍被张维迎推崇为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那种如饥似
渴的自觉学习也为他日后成为国内最早和最出色的微观经济学专家打下了功底。难怪当他
于1984年到北京工作时，不少圈内人便认为他的微观经济学是“最地道的”。

在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中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活跃，开始了对现实中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的
职业思考。当时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讨论很多，问题提得很大但分析总欠力度，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他从经济学
基本的供需原理出发，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有理有据的思路，他认为，知
识分子的地位取决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对知识的有效
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传统体制的结果，所以解决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
革现行体制。这篇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济学思考”的论文被《经济日报》在头版
显著位置刊出，随即被《新华文摘》等多种报刊转载，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是当时研究知
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里程碑”。当时他年仅25岁。又有一次，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
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这同样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
在中国钱被视为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他一
气呵成写出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文章，把向钱看看作“价
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然而在当时政治形势极为复杂的年代里，“为钱正名’’在某些
人眼里无异于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张维迎的/>尴尬地步，让他险些毕不了业。不过，这次风波也使他下定决心离开西安到北京闯天下。

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改？怎么改？这些问题同样
刺激着也困扰着经济学家们。光谈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了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的改
革需要拿得出手的方案与步署。良好的微观经济学功底使张维迎觉得“价格机制”是整个
经济体制的“中枢神经”。当时“调价派”代表了主流，但张维迎认为光调不放不是真正
的改革，因为“调”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真正的改革必
须把‘不胀钢温度计多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否则治标不治本。然而怎样才能将不胀
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呢？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对！双轨制！旧价格用
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这就是张维迎
最初的“双轨制”思想。“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
灵活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全新的均衡的价格体制，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
效能”。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
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
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
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 1984年9月
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
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
革起到了相当有份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1985年初外贸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出口猛跌，外汇储备剧减，已去国家体
改所工作的张维迎仍抓住了“价格”这根中枢神经，认定外汇的关键是汇率和外汇市场的
建立。不久他和李剑阁（现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合作的“关于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及
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一文发表，文中首先提出了从汇率和外汇市场入手来解决中国
外贸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当时的姚依林副总理特地委托他和黄江南二人主持了“外汇外贸
问题专题研究组”。1986年张维迎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每篇都紧扣改革的大
主题，对当时的改革政策产生着不止于学术参考的价值。他和宋国青合作研究了“宏观平
衡与宏观控制问题”，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看中国改革中的宏观问题”，
对推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在“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一文中提出将“市
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以解决“工资攀比”的观点，即被吸收进体改所“改革：我们面临
的挑战与选择”一文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实，他最有影响的研究当推“企业家理论”。张维迎是国内第一个研究企业家理论的
学者，他的“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在1984年《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后，
受到广泛好评。从那时起直至他后赴牛津深造专攻企业理论的十年内，张维迎有关于此的
许多观点一经发表总是成为许多人重复使用和引用的内容，象“学而优则商”这样的名句
就出自他的口。这与他研究问题的深度和远见有关。当时他研究企业家理论还没有多少理
论工具，凭借的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炼与概括，但他已经深悟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他
在北大做的一次“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的讲座上，30O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深入浅出
又富有幽默的演讲十几次被掌声打断。“愚公真是愚，他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他很
早便意识到建立企业家队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今天，他早先关于企业家理论的一些
精辟见解已被广泛证实和接受，他的研究不仅不过时而且年月越长越有价值，报刊上不时
出现的有关企业家的精彩论断不少直接源于他和盛斌合著的《经济增长的国王一论企业家》
一书。了解他的人知道这并非偶然，他对学术的态度是那样纯粹，正因为纯粹才能将问题
本身研究得那么透彻，于是和现实打通了，他的东西也有了长远的生命力。当然，张维迎
也有过低潮，那时候他便与朋友打打桥牌。自己看看数学书，然而他对理论热衷和执着的
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对他来说，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二、牛津求学

凭着其热情与天分，以及对当时一系列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张维迎很快在思
想剧烈碰撞的80年代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者。但他并没有陶醉于已
有的成绩，他很快意识到由于条件所限，自己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仍不够全面，学术功底不
够坚实，还需继续深造。1987年，他获得了一个赴牛津大学做一年访问学生（不是访问学
者）的机会，并于当年10月成行。

在牛津做访问学生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他感到自己先前在国内通过自学接触到的一点
西方经济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
街景。”按项目要求，作为来自中国政府部门的访问学生，主要任务是跟着导师学习经济
政策分析。但他主动请求只学微观经济学。他非常发奋地学习，但越学越感觉到要学的东
西太多。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于1988年底回国。但是他已经决定，一定要到牛津
去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生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
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

接下来的四年无疑是让张维迎终生受益的四年。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By course”，一种是“By research”。前者要修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并通过严
格的考试，然后再撰写博士论文。后者则是就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经评委会认
定达到博士学位标准后，即可授予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中
国学生来说，后者也许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但是张维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因为
他认为，只有“by course”，才能全面地掌握经济学的各门核心课程，同时熟悉各种现代
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数学方面的工具。当然，这意味着“苦”！但是这正是张维迎
二赴牛津的初衷，所以他知难而进。他知道，越是基础的东西越是重要，越是枯燥的东西
越是要在念书的时候就把它钻研透，因为毕业之后，要再来在某些方面“补课”就很困难
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夹生饭一旦做成，要再回炉就难了”。他一丝不苟地研读老师所
开出的各种文献，出色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不仅要学好自己的，还要帮助基础较差
的同学。而他所交的作业，则常常被导师从任课老师处要回，作为范本保存。他还花了很
大的功夫去弥补自己在某些基本分析技术方面的不足，例如数学训练方面的不足，数学是
国内文科学生的一个弱项，但却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幸而张维迎在西北大学
的时候就旁听过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程，并且经常同数学系的栗树和等同学在一起探
讨一些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要真正地理解现代经济学文献中运用到的许多高深
的数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则更是难上加难。后
来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中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数学工具演释其理论，实在是和他自觉努力
分不开的。

在国内的时候，张维迎就对企业与企业家的问题有过校长时间的思考。这当然是中国改
革的现实刺激的结果。到牛津之后，他发现企业理论实际上是70、80年代以来发展最为迅
速的经济学领域之一，但是现有文献并未对企业内委托权（principa1ship）应如何分配
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说，科斯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
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7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
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在这种理论中，
委托－代理关系是外生给定的，而在张维迎看来，最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该是委托人？
谁应该是代理人，因此他决定就这一问题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James Mirrless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
Donald Hay的悉心指导，这两位导师对张维迎也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他们遇到的少数可能
对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学生之一。尽管莫里斯教授平时工作繁多，但仍然坚持两周见他一次，
讨论与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无??侈最幸运的学生，因为即使在牛津这个以“导师制”（tutorial system）著
称的学府，能分享到导师如此多时间的学生也的确是不多的。导师的厚望使张维迎更加加
倍地努力，到1991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工作就已经完成，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
得了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由于论文和各项考试成绩都很优秀，他获得了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的
全额奖学金，该奖学金是英国经济学方面最有声望的奖学金。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同时又
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颁发的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命名的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
该奖学金数额颇丰，在全英范围内每年只有一个人获奖。

张维迎的博士论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企业中，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
劳动雇佣资本？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而又非常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是如此基本，以
致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一个无须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又是认识
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在经济学上，越是这样基本的问题，也越难处理。选择这样一个题
目做博士论文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张维迎借助于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独到的阐述，出色地完成了论文。他首先对有关的企业理论文献进行了一个批
评性的回顾（对企业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篇回顾对我们了解近二、三十年来企
业理论的巨大发展实在是大有帮助的），然后分三个步骤来展开自己的论述：首先通过一
个，“隐藏行动”模型证明，为什么要由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充当剩余索取者，即企业家；
其次通过一个“隐藏信息”模型证明，为什么一个拥有财富的人（资本家）更容易成为企
业家；最后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在均衡情况下，什么因素决定什么人将成为企业
家、职业经理、工人或纯粹的资本家。整篇论文结构紧凑，逻辑严谨，而又充满创意，被
他的导师称为未来研究生论文的一个范本。在1994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年会上张维迎宣读
了自己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著名经济学家、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赫姆斯
特姆（Holmstrom）认为他的研究非常有意义。难怪其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经面世，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不少大
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几乎是人手一册，首批印刷5000册，但三个月后出版社就不得不加印。
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就这本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30多位国内知
名的经济学家，张曙光、汪丁丁和张春霖分别写了书评发表在《经济研究》和《中国书评》
上，张春霖的书评还应读者要求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连载。张维迎先后在西北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院校以自己的企业理论为主题发表演讲，
可以说是场场轰动。

从表面上看，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似乎是一本纯理论的学术著作，
充满了数学符号和公式，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但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读者不可
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书中的思想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价值。特别是，
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
生了强烈反响，被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教授称为“张氏定理”。由于他在国有
企业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影响，张维迎被国家体改委聘任为“现代企业试点咨询委员”，
并多次被国家经贸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邀请在有关会议上作主题演讲。张春霖博士在“国
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一文中运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的概念
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探讨了一个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
业家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回国后张维迎还不辞辛劳地奔赴山东、深圳、
上海开讲座。有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惊讶于这位洋博士竟能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问
题说得如此到位，以至怀疑“张博士真的是从英国回来的吗？”张维迎常说“理论的力量
是无穷的”。他自己的理论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张维迎在牛津求学的收获远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在完善自己的知识
结构的同时，他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洞察力。读过他文章的读者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对经济问题分析之精辟和透彻，往往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及的。

三、北大任教

一得到学位，张维迎就像一个刚得到驾驶执照的人，急切想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告诉那些
正在“学开车”的人，如何“开好车”。他决心离开牛津回国任教，不仅为了自己的研究，
也为培养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张维迎说，他回国后最尴尬的一
个问题是别人问他为什么回来。）

为了更好地发挥回国人员的作用，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提高，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
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
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
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为兴奋的则莫过于北
京大学的学生了，因为他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中心开出的许多课程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不少清华、人大及社科院的学生，甚至西安、上海等地的学生都专程赶来旁听。

张维迎为博士生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及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产业组织理论》
均属最受欢迎的课程之列。他讲课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非常充实，逻辑性强，而且大部
分都是国内学生以前很少接触到的。尤其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张维迎曾在课上说过，希望他的学生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训练能
够基本不差于外国的研究生。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希望学生努力。对于有些
学生认为讲课难度过大的抱怨，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希望我在课上端给你们的是一杯浓
茶，你们回去兑上些水后还能觉出它的香；如果我现在就端给你一杯味道很淡的茶，那我
实际上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对于那些肯在课后多花功夫的学生来说，他的“茶”确实
是“味道好极了！”

张维迎教学之认真，在学生中是有口皆碑的。像他这样有相当知名度的青年学者，要做
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社会上随时都有人找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又繁重，但他始终将教学
放在第一位，他认为这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职责。为了把课讲得更精采一些，他经常备课
到凌晨三、四点钟。笔者一次在北大研究中心采访，下午5点左右见张教授西装笔挺进了自
己的办公室，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张维迎已经吃了晚饭，在准备晚上7点开始的一次
学术讲座。为了不耽误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他曾拒绝了美国一个学院
为期9个月、薪水6万美元的聘任。他对学生非常热情，不论手头的工作有多忙，只要有学
生找他，他都非常耐心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少外地的学生慕名来拜见他，只要
在学业上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总是助他们一臂之力，但当电视台或杂志社的记者要采访他
时，他一般都予以拒绝，因为他“没有时间”。他非常平易近人，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学
生，都对他的朴实和谦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丰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
的态度，使他赢得了学生们的广泛尊重。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游学”的一些学生都
感激张维迎老师。除了在北大开课外，他还为社科院研究生院讲授企业理论。此外，他还
利用到外地参加研讨会的机会到高校做专题讲座。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1995年10月，张维迎教授应邀到成都参加一个研讨会，笔者正好也去采访，他在成都呆了
3天，除了开会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四川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做了两场介绍经济学前沿
的报告。每场都座无虚席。也正是在这两次讲座中，笔者有幸感受到了张维迎教授讲课的
生动和严谨。

由于国内面向博士生的高级经济学教材非常缺乏，他在教学之余花了很大时间和精力从
事教科书的撰写和翻译工作。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可以
说是他的又一部力作。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近二、三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经济学
领域，199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授给了三位博弈论专家。有人甚至说，就像计量经
济学曾??经济学。他的这本著作是国内出
版的非合作博弈论的第一本教科书。而该书是作为在学术界非常知名的“当代经济学系列
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列”的一种，收录在该丛书中的前面几种大部分
是翻译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所著的海外校最流行教科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少数国
内学者所著并收入该丛书的教材之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博弈论的经典理论和应用例子。
事实上，当张维迎刚从牛津回来时，就将带回的许多英文资料介绍给感兴趣的同学、同事。
在西北大学，博士生们告诉笔者，他们在一年前就收到了张老师寄来的关于信息经济学方
面的英文资料。此外，张维迎非常热心地接受了让·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一书的校译工
作。让·泰勒尔是一位享誉欧美的法国经济学家，曾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在博弈论，
产业组织理论、管制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他的这本著作是目前国外最为
流行的一本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也是博弈论应用于产业组织分析的一本典型性著作。由
于书中大量名词都是首次翻译，该书的译校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张维迎花了很大精力来从
事这项工作。该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对于促进国内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
必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我问他为什么对学生和教学如此有责任心时，张维迎说，这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
只是在向他自己的老师学习，他的成长离不开如何炼成、刘承思、朱玉槐，James Mir1ees，
Donald Hay，Meg Meyer这样一些导师的言传身教，也得益于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等这
样一些，“编外导师”的“指点迷津”。他认为，对自己的老师的最好的报答是教好自己
的学生。他说，有时他感到有些内疚，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做得还没有自己的老师做得那
么好”。他把他的新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献给所有教过我和将教我的老师以及所
有我教过和我将教的学生”这句朴实的献词既表达了他对自己的老师的崇敬，也表达了他
对自己的学生的期待。（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上这样一个注：张维迎之所以能接受这次采访
也因为是茅于轼老师受杂志社委托找上门的，他没有办法拒绝。由此可见他对茅于轼先生
的尊重。）

四、学术风格

江丁丁博士在1996年《经济研究》第1期上曾撰文评价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
理论》一书，文中说张维迎从最初提出“为钱正名”到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思想都有渊源，
一脉相承。确实，张维迎的思想一向是连贯的，有他自己特定的学术传统。他有着每一个
优秀学者都必备的对真实世界独树一帜的观察与捕捉，这或许是他天生的悟性，或许是他
曾参与政策研究的经历，所以他的理论模型无论是否深奥，其假设与结论都从未脱离过中
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问题。他看得越深，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就越多、越近，他发的文章并不
很多，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真正好的东西不可能很多，多了就会有沙子，而他追求的是
金子。他常说“对现实了解得多不等于对现实理解得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
真实世界的种种独到看法正是因为他能，‘远离”这个世界，为学术而学术，排除各种杂
念，不授意于什么而提刀。他是个抵得住诱惑的人，在他看来，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外面的世界再精采，学者的天地是应该孤独的。他能耐得住寂寞，因为他对学问有特殊的
偏好，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理解了这一点，读者或许就会明白，为什么当他的许多朋
友和以前的同事都腰缠万贯在商海里潇洒时，他却既没有回政府部门，也没有下海，而是
来到学校。

80年代，张维迎主要从事的是改革政策研究。在牛津他得到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西方的
经济学家在热衷于认识世界，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则在忙忙碌碌改造世界。他认为，这
或许是经济学在中国难以很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自回国后，他一向倡导经济学
家的任务首先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认识不透，改造也是胡改造。此观点曾引起
不少的误解甚至是微词，有人认为张维迎主张的是让经济学家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但他
的真正用意是希望经济学家能够以独立的、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学术，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
清楚的东西不要迫不及待用之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因为现实的改造不是凭善良的愿
望与虚荣的冲动可以解决的，对理论认识的肤浅与急躁，急用先学，半生不熟，都很可能
对现实产生误导。而一个心态平静、享受理论研究快感的学者则更不容易让热情来代替理
智，或为政治漩涡所吞噬。张维迎坚信，经济学研究应该提供给世人一箱子工具，而不是
急于开一纸政策药方，经济学家要拿出磨得精亮的上手的工具，对改造世界才能有益。现
在很多人总讥讽理论没用。张维迎认为，你认为没用那是你没懂，没吃透。任何现实的存
在都会在理论上得到反映，好的理论则是提供给现实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当然
也研究政策，但政策建议应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说，他自己的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
的延伸而已。

张维迎主张理论研究一定要彻底，不避实就虚，更不应该向现实妥协，因为妥协是政策
的问题。他的研究风格向来犀利，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痛处。在最初双轨制的研究中，他
就曾以，一个“放派”的姿态与“调派”有过争执。他对腐败问题的独到见解也给人留下
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在现行体制下，腐败是一种激励机制，一种“次优安排”。他关于
国家作为股东不能保证把最有才能的人选拔在经营者岗位从而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队伍
的论述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很多人说张维迎的文章理论深度很强，但似乎不代表主流。确
实，他研究问题从未一知半解，他不附庸主流，或许他根本不在意主流与否，他的主流永
远是学术本身。他坚信，他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

如果你认为象张维迎这样一个学者讲学术问题一定枯燥难懂的话，那你就错了。他无论
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讲）都妙趣横生。他特别爱用比喻，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
十分生动易懂。他那著名的“月亮与树萌”的童话把一个深刻的监督理论讲得很到位；他
有关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化改革是“在马背上划白道道制造斑马”的比喻，他的“第三者
插足”的改革思路，等等，已成为不断被人们引用的例子。在中国经济学界，张维迎被公
认为最善于用类比来解释深奥理论的人。他的类比常常是信手拈来，但又都是那样地贴切，
令人称绝！他的类比如同他的理论一样，完完全全是他自己的独创。由于善于运用类比，
他的观点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读者认为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当然，类比本
身并不是理论，但没有他那样深刻的思想，是不可能有他那样富有色彩而贴切的类比的。
张维迎有着陕北农民式的纯朴和幽默，他主张讲问题要尽量讲大白话，他认为，再深奥的
理论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搞懂。在介绍莫里斯教授和
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张维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话：如何让人说真话，
如何让人不偷懒。可谓道出了信息经济学的精髓。

在这个功利与浮躁的时代里，成名成家已不再困难，但张维迎因此特别告诫自己和他的
学生们，要用一些“信号”把自己与“柠檬”（次品）区别开来。他不太主张研究生期间
便急于发文章，他认为这个阶段是打好基础的关键阶段，适宜多读多看，多思考多讨论，
把理论吃透，不做夹生饭。他说，写文章不是创造思想，而是把已经形成在脑子里的思想
拿出来。要写的是自己真想说的话，自己相信的东西，有话便说，说便直说，不要没话找
话，更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让别人因为看多了你的名字才记住你，要让人看了你的文章
而记住你的名字。”或许我们可以说，“张维迎这个名字确实已成为高质量文章的品牌。

面对大量学子出国求学，张维迎表示理解和支持，而正如他当初毅然回国一样，他至今
认为搞学术的人必须有自己的第一推动力。他反对“西方经济学”这个说法，因为经济学
提供的是一种分析人类行为方式的认识工具与方法，“西方经济学”的说法意味着我们中
国人不能搞经济学。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开始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前人积累的东西后人必
须好好吸收，当然，这里的“前人”也包括中国人。张维迎强调理论研究宁可小而精，不
要动不动创立什么体系，因为那是后人来盖棺论定的东西，不是自己应该追求的，他要求
学生们有良好的技术训练和培养一种对现实事物的感知力，因为这是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必
备的素质。

前不久，笔者受《中华读书报》之约，请张维迎教授介绍莫里斯教授，在交稿时，报社
的编辑??轻？”的确，许多久读其文而未
见其人的读者第一次见到张维迎时无不表现出一种惊讶，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包涵那么多
深邃而前后一贯的思想的文章竟出自这样一位年轻人之手。张维迎看上去并不像他的文章
那样深沉和老练。最近，张维迎教授正组织翻译导师莫里斯教授的学术论文集，并有望在
明年莫里斯教授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前出版。同时，张先生还在为学生们写一本高级微观经
济学。我们衷心祝他永远年轻，写出更多的好文章、著更多的好书。

主要学术成绩、创新点及其科学意义

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被决策部门采纳，对中国价格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论文被美国学者翻译成英文在美国《Chines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2）1985年与李剑阁一起提出并论证了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和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设想，并与黄江南一起主持了姚依林副总理委托的《外汇外贸改革课题》，提出的建议影响了当时外汇和外贸政策的制定；（3）1985－87年期间，与宋国青一起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思路，发表多篇论文和一本专著，多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对8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4）从1983年开始，系统研究了企业家的职能、素质和生存环境，出版专著一本和多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研究企业家的学者，首次提出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的观点，论证了“造就企业家队伍的核心是改革所有制”的命题，推动了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5）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首次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的改革建议，被广泛接受。

1990年张维迎去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以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作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1994年学成回国，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的研究，并从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普及教育，出版三本专著，并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张维迎在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和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界有广泛影响，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中国微观经济学“第一把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的占3篇。

张维迎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绩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过去二、三十年家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交叉，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和企业组织行为的认识。张维迎在企业理论方面的贡献包括：

最优所有权安排和资本雇佣劳动：

完整的企业理论面临三个主要问题：（1）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决定？（2）企业所有权如何在企业成员之间分配？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一种主导的企业制度安排？（3）企业委托人（所有者）如何监督和激励代理人？已有的企业理论主要讨论第（1）和第（3）个问题，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企业理论》主要回答第（2）个问题。

这本专著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组织内部的非对称契约结构和决定这种非对称契约结构的深层原因这一很具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一长期困惑经济学家的问题。张维迎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个人之间的企业家能力的差别。企业是人们之间合作的到一种方式，在企业中，最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从事经营决策（制定决策），而企业家能力较低的人从事生产活动（执行决策）。企业的价值就在于通过这种分工来提高效率。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给定个人能力难以观察，如何保证把最有企业家能力的人选择出来经营企业？二是给定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难以测度，如何保证企业成员不偷懒？张维迎将这两个问题概括为“经营者选择问题”和“激励问题”。所谓企业制度安排，就是通过在不同企业成员间分配“委托权”（principalship）（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全书正文共5章，第1章对有关企业理论的已有文献，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作了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指出，已有的理论没有能解释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问题。本章也对全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作了简要概述。第2－4章是本书的主体，分三步讨论了最优的委托权安排。第2章用一个隐藏行动模型(hidden action)证明，为什么在存在团队生产和行为难以观察的情况下，经营者应该是剩余索取者，企业决策者如何成为“企业家”（承当风险的经营者）。这里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而经营者正是企业中最难以监督而又最重要的成员，所以，由他们索取剩余导致的激励损失最小。第3章用一个隐藏知识模型(hidden information)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能力难以观察时，资本可以成为传递企业家能力的信号，从而为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的逻辑是，只有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才最没有积极性说假话（虚报自己的能力）,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是保证将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选择在经营者岗位的一个机制。第4章建立了一个企业家职业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讨论了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合作形式即股份公司的出现，以及在均衡情况下，能力和财产在人口中的分布如何决定什么样的人将成为企业家，什么样的人将成为职业经理。第5章对全书的内容作了总结，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张维迎曾于1993年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青年经济学家小组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受到在场的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好评。根据本书第2章改写的英文论文《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与栗树和合作）发表在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zation》，被权威的匿名评审人认为“开始填补由Hart等人倡导的现代企业产权理论的一个非常棘手的方面”(that begins to fill a very troubling aspect of the modern property right theory of the firm as championed by Hart and his coauthors.) 根据第3章改写的《Why Are Entrepreneurs Liquidity-Constrained》发表在《Annals of Economcis and Finance》2000年第1期。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1995年9月在国内出版后，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学术著作，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据统计，仅《经济研究》1995－1997年三年间就被其他作者引用16次，是被引证最多的论著。《中国书评》1996年第10期上同时发表的汪丁丁、张春霖和张曙光三位经济学家的书评称：“（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理论为题目，为中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叙述理论，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汪丁丁）“其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为背景，综合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发展了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推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是一本既能够融入当代经济科学主流，又能够推进中国经济研究传统重建的著作。《企业》的出版标志着张维迎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张曙光）（见附件）

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为本书召开了又30位经济学家参加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获得1998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产权与公司治理结构：

《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提出如下论点：（1）理解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是把“财产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从概念上区别开来。财产所有权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企业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和结果；（2）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是企业中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雇佣劳动”可以说是这种不可分离性的一个逻辑推理；（3）企业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即不同状态下企业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人――比如说，正常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股东，破产状态下企业所有权属于债权人；（4）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的表现形态，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契约规定的制度安排，“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是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

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在过去的几年里，张维迎尝试着将自己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学到的企业理论和自己在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写了一些论文，在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张维迎在这方面的贡献包括：

1、《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分析了公有经济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对效率的影响，证明，公有经济的效率随着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企业）的数量――从而委托－代理层次的增加而递减，从而让代理人索取剩余可以改进效率。张维迎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如下问题：（1）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2）为什么财政“分灶吃饭”会刺激经济发展？（3）为什么“放权让利”会导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改进？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Economics of Planning》杂志于1998年发表。

2、《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分析》用合同模型分析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之处与不成功之处，其基本观点是：中国过去十几的企业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短期激励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但在解决经营者选择机制方面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企业经理仍然是由政府官员选择而不是由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选择。这篇论文的英文版由《China Economic Review》于1997年发表。

3、《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从资本结构看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等论文运用现代企业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高负债的原因，国家控股公司改革思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

4、《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公有制经济中的重复建设和兼并障碍来自控制权的不可有偿转让性（或曰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张维迎将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在公有制下，一方面，控制权收益由在职经理或相关的政府官员占有，而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讲，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尽管在职经理和官员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占有权，但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只能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即使兼并带来的货币收益非常大，“全体人民”也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贿赂是非法的，更主要的是因为人民太多，“搭便车”行为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这样做。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产权制度，使得经理的个人收益与企业价值更为对应，或创造出有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才能更好地推进有效率的兼并的发生，同时避免无效率兼并的出现。

5、《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栗树和合作）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资料两方面解释90年代开始的方兴未艾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浪潮。文章的基本结论是：80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又反过来引发了民营化。由于产品市场上的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保持生存所需的最小市场占有份额。为了促使经理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一般地说，产品竞争越激烈，引发的民营??制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设定一个固定的税后剩余分享份额，或者两个地方政府能够完全合谋以获取联合收入最大化，则民营化就不可能发生。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0年6月期。

6、《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与马捷合作）认为，恶性竞争的原因来自产权制度和技术因素两个方面。就产权制度而言，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有企业中，厂长、经理在事实上控制了企业。但是，他们在拥有企业权利的同时，却不必承担与此相匹配的责任。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权利与责任关系上的不对称程度愈大，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就技术因素而言，张维迎们发现，技术愈是落后的国有企业愈有可能卷入恶性竞争。在一个静态一期双头古诺(数量)竞争构架之下，本文不仅严格证明了恶性竞争的存在性，而且逐个情况地讨论了它发生的具体条件，分析了它的福利效应。特别地，张维迎们证明：（1）在混合经济中，非国有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其成本优势足够大；否则，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行为就会“封锁”非国有企业的进入。（2）需求弹性越大的行业恶性竞争的可能性越大。（3）国有行业中企业数目愈多，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性愈大。这后两点意味着，在国有经济中，“充分竞争”一定意味着恶性竞争，或者说，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是不相容的。此外，国有企业的恶性竞争也有可能是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操纵的结果。这是一个有待形式化的假说。

7、《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一文的一个基本假说是：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与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有关。在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企业内部成员占有的股份越大/经营能力越高，每个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越大，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越小；内部成员权力斗争的技能越高/控制权收益越大，每个成员的生产性努力越大，权力投资越小；并且，权力斗争受随机因素的干扰越小，当事人越善于权力斗争，控制权收益越大，则所有权的效应越显著。在非对称情况下，我们证明，为了使能力低的成员不追求控制权，必须使他们拥有足够数量的股份；并且，增加高能力成员的股份也有助于减少低能力成员从事权力斗争的积极性。本文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着手。

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领域，彻底改写了主流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张维迎于1996年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被国内多所大学和台湾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学校选作研究生教材。出版后不到两年，这本书已发行2万册，许多大学经济学研究生人手一册，被《中华读书报》评为1997年最畅销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还获得1997年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唯一的特等奖。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小凯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国内最好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一篇书评中写到：“对策论和合约理论的数学模型进入主流经济学和成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发展的特色。这些理论的特点是非常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比传统的经济理论更符合现实情况。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学根深叶茂，所以在西方很多大学，能教这些新理论的人并不多。加上这些新理论的数学化结构，又与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不同，所以只有西方一些好大学的经济系在这方面才能在教学研究方面赶上这些新的发展。令人惊异的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张维迎博士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写出了这样一本涵盖前沿研究的新书，使中国在这方面的教学研究能迎头赶上。”“此书不仅对与中国有关的模型讨论比Kreps有名的类似教科书更为详尽，而且对一些重要的模型（如拍卖模型、不同类型的逆向选择模型等）也比Kreps的书更详尽。”“以我在国外教学研究的经验，若此书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我也会采用它作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工业组织课中对策论的教材。”

张维迎 - 主要论著目录

（一）著作
宋国青，张维迎等著，1988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盛斌著，1989年，《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
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著，1995年，《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著，1996年，《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
张维迎编，1997年，《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编著），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译，1997年，《产业组织理论》（J·泰勒尔著）（总译校），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维迎著，1999年，《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论文

第一部分：（中文学术期縚af论文）

[1]张维迎， 1985年，《论价格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2]张维迎，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与价格》，《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中央党校出版社），初稿获“1984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

[3] 宋国青，张维迎，1985年，《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与价格》，《中青年经济论坛》1985年第1期，获得“1995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优秀论文奖”，《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4]张维迎，李剑阁，1985年，《关于人民币贬值与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与设想》，《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6期，获《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优秀论文三等奖。

[5]张维迎，1985年，《关于七五期间外贸外汇政策的研究报告》（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6]张维迎，1985年， 《外汇贬值，出口退税和财政补贴的测算》（项目组织者与主要作者），
《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5年第12期。

[7]张维迎，1986年，《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管理世界》1986年第1期。选入《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85》。

[8]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9]宋国青，张维迎，1986年，《工业高速增长的基础》，《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1986年第7期 。

[10]张维迎，0 1986年，《货币，价格与生产》，《中青年经济论坛》1986年第4期。

[11]张维迎，1986年，《企业家与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1986年第30期。

[12]张维迎，1987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与财政赤字》，《经济发展与改革》1987年第3期。

[13]宋国青，张维迎，程晓农，1987年，《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的理论分歧》，
《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14]宋国青，张维迎，1987年，《改革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7－8期。

[15]张维迎，1987年，《股份制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

[16]张维迎，程晓农，1988年，《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日本的经验》，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7]程晓农，张维迎，1988年，《日本的金融体制与金融政策》，收入《日本模式的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8]张维迎，1993年，《台湾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收入《台湾经验与大陆经济改革》（易纲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张维迎，1994年，《西方企业理论的演化与新发展》，《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

[20]张维迎，1995年，《从现代企业理论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改革》，1995年第1期。

{21}张维迎，1995ac《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1月23日；
《新华文摘》1995年第3期。

[22]张维迎，1995年，《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23]张维迎，1995年，《决策权，剩余索取权与绩效：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运作的一个理论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秋季号；选入《中国经济学1995》。

[24]张维迎，1995年，《公司融资理论：一个综述》，《改革》1995年第4期

[25]张维迎，1996泥a，《中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金融研究》1996年第10期

[26]张维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何处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1期

[27]张维迎，1996年，《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选入《中国经济学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

[28]张维迎，1996年，《从资本结构看企业重组》，《国际经济评论》第7－8期。

[29]张维迎，1997年，《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出路》，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30]张维迎，1998年，《全球微观经济机制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1－2期。

[31]张维迎，盛洪，1998年，《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改革》1998年第2期。

[32]张维迎，1998年，《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
《经济研究》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3]张维迎，栗树和，1998年，《地区之间的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经济研究》第12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8》，上海人民出版社。

{34}张维迎，彭志坚，1999，《股票价格为什么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35]张维迎，马捷，1999，《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选入《中国经济学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张维迎，2000，《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第二部分：（英文论文）

Refereed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Book and other journal articles:

Zhang Weiying, 1985,’On the Role of Prices’,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No.4

Zhang Weiying, 1989,’A Note on Takeover and the Free-rider Problem’, Newsletter of 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in U.K., No.1

Zhang, Weiying, and Gang Yi, 1997, “China’s Gradual Refor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 A. Tisdell and J. C. Chai (e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Zhang, Weiying, 1997,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ther to Go”, G J Wen and D Xu (eds.), The Reformability of China’s State Sector, World Scientific Press.

Zhang, Weiying, 1999,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ownership reform”, Gordon de Brouwer and Wisarn Pupphavesa (eds.), Asia Pacific Financial Deregulation, Routlegde: London and New York, forthcoming. (The paper was first presented at 24th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FTAD), Chian Mai, Thailand, 22-24, May, 1998.

Working Papers:

Zhang, Weiying, 2000, “Ownership Distortion, Lower-Level Technology, and Excessive Competition” (with Jie Ma),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Zhang, Weiying, 2000, “Incentive Pay and Power Struggle inside the Firm” (with Li-an Zhou),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