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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年-1200年),行五十二,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谥文,又称朱文公。南宋理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尊称为朱子。
他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在中国,很多人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家境穷困,自小聪颖,弱冠及第,中绍兴十八年进士,历高孝光宁四朝,一生清白,贫困时多,虽餐食常有不继,然非分一文不取。
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世称“考亭学派”,亦称考亭先生。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儒家的思想经其整理注释才普遍为人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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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系茶院府君九世孙。原籍徽州婺源县(今中国江西婺源县),宋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诞生于福建尤溪郑氏草堂。
十八岁举建州乡贡,十九岁登王佑榜进士,二十二岁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以后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生三子:塾、野、在;女五人。
庆元六年庚申(1200年)三月初九午时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寿七十一岁。嘉定二年诏赐谥曰“文”(称文公),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
明朝通称先儒朱子,崇祯十五年因诏位居七十二子之下,汉唐诸儒之前,特称大贤朱子,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大成殿配享位列十哲之次。
朱熹曾在岳麓书院讲学,使书院被誉为“潇湘洙泗”;他也重建了白鹿洞书院,邀请了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讲学。朱熹把《大学》重新整理,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1]
将《论语》跟《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后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
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学者薛瑄说: “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他为官仅有十余年,从事教学约四十载。一生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训诂考证、注释整理上都有较大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
后来,朱熹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元代恢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代被列为儒学正宗。在中国史上,朱熹理学的作用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朱理学传到了朝鲜,再传入日本,在日本一度形成朱子学热,影响颇大。黄干《朱子行状》曰:“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
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2]
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李约瑟文集》)
即便如此,缺乏数学训练的朱熹正如黄仁宇所言:“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3]。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4][5]。于是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贯穿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理论体系。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更进一步说,程朱理学的政治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是封建制度的理论代言人,自然容易成为极权统治者的喜爱。
清朝以后,反理学的态势一度形成。颜元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如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6]“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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