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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是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遭枪击,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
宋教仁是华兴会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他是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1910年底,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1911年7月,与谭人凤、陈其美等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或派人来往于上海、长江中下游各地,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
民国二年2月1日,宋教仁自桃源起身,经长沙、汉口沿江东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彼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昂,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至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推广宪政理念,其要旨是产生纯粹的政党政治,由国会多数党领袖任内阁总理,负起政治责任,组成责任内阁;由此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分组阁之际,同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1岁。身故后,范鹤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事后警方追查凶手为失业军人武士英、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宋教仁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仍然上书袁世凯作最后诤谏。书曰:“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
袁世凯有暗杀习惯,早在出使朝鲜时就曾提议暗杀朝鲜开化派首领金玉均,1885年10月11日他谒见朝鲜国王时的笔谈写道:“据说日本政府亦很讨厌金玉均,此时若收买一壮士将其刺死,日人既不能办朝鲜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远配,搪塞日本人,此事不难办成。”国王写道:“关于玉贼之事,果是明见之论,当见机行事。”(见甲午悲歌:金玉均之死郑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有关文史研究所还藏有多封袁世凯在光绪十二年至李鸿章的电稿,内容涉及如何遣使赴日暗杀金玉均一事。(见《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 1911年11月7日袁世凯暗杀了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吴禄贞,(见何达:《吴禄贞血洒石家庄》) 1912年08月16日 配合黎元洪以恶劣的手段诱杀了辛亥武昌首义元勋,革命党人张振武(见竹山:《死于非命的首义元勋张振武》) 1916年5月18日又窜通指示山东军阀张宗昌暗杀了革命党人,原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陈英士)。(见维基百科“陈其美”一词)
1912年7月,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一职被袁世凯解除,宋教仁曾劝告陈其美不要交出军权,陈仍决定交出军权,并说如果同志肯团结,他是可以再起的,陈其美交出军权后,国民党开始受压。
宋教仁仍热衷于议会民主,为建责任内阁不遗余力,并书生气地照仿西方议会竞选的模式,公开抛头露面,批评时政,宣传国民党的主张,影响极大,对袁世凯的独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袁世凯不得不使出了他的惯用手段,先是拉拢宋教仁要任命宋为内阁总理,遭宋教仁拒绝,后又用50万重金收买,被宋教仁退回,于是起了杀心。
袁世凯注意到了因克扣贪污公款事发而被孙中山就地免职,后又组织“共进会”自封会长的臭名昭著的应桂馨(又名应夔丞)。当时应桂馨因参与武昌兵变而遭黎元洪通缉,袁世凯便利用这个机会,要其“智囊”内阁总理赵秉均派出其心腹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南下上海收买应桂馨。洪述祖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关系让黎元洪取消了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此后袁世凯又将应桂馨召到北京,加封他为江苏巡查长,并给予五万元活动费。为此应桂馨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发誓要为袁氏效犬马之劳。回到上海,应桂馨用赵秉均给他的密码与北京方面保持直接的电信联系,根据洪述祖的指示,他亲自选中一个叫武士英的兵痞为杀手,开始了谋杀宋教仁的计划。
又宋教仁到处演讲,公开抛头露面,不顾个人安危,在上海陈其美就要他提防暗杀;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蘷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这是“杯弓蛇影之事”。
1913年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3月20日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查厅悬赏缉捕,沪宁铁路局也出资悬赏,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不顾袁氏当局的压力和威胁,协助彻查了这一时期的来往电报,从中找出了重要线索。
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法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以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注:此巡查长一职为袁世凯所封, 此时的应桂馨已成袁氏走卒),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法当时不敢答应,宋遇刺后见各报刊登宋照片与他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
应桂馨随即成为第一个被捕的真凶。英租界捕房进一步拘捕若干嫌疑人,经沪宁车站的外国职员辨认,认出凶手武士英(真名吴福铭)。搜查应桂馨家宅,又搜得手枪一柄,枪内余弹两枚,经检验与宋教仁体内取出的弹头匹配。从应桂馨家宅搜出的信件中以及从电报局取得应桂馨发往北京的电稿中,发现国务总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致电应桂馨说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回洪述祖的“寒电”电文是:“梁山匪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乞转呈,候示。”3月18日,洪述祖复应桂馨电:“寒电立即照办。”3月19日,洪述祖又电催应:“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晨两点即宋教仁遇刺不久,应致洪电:“二十时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3月21日,应致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等。由此,洪述祖、赵秉钧和袁世凯成为幕后凶嫌。此时经和英法领事交涉,应桂馨、武士英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转到上海地方当局中国人自己的监狱。移交不久,武士英吃了应桂馨的朋友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蔡东藩因此在《民国演义》中感叹:“可见中国监狱,不如西捕房的严密,徒令西人观笑,这正是令人可叹了。” 应桂馨在一次劫狱事件逃出后先到青岛躲避起来。
国民党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陈其美被袁世凯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此时应桂馨开始显露行迹,认为自己“刺宋有功”,公开发出要求“平反冤狱”的通电。后又公然从青岛到北京向袁世凯索酬,要求袁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给他勋位和巨额现金。袁本来希望用赏钱叫他离开北京,不能公开授勋,应桂馨却坚持勋位金钱两大条件缺一不可,终于惹怒了袁世凯,派出四名大汉追杀。应桂馨得到风声后逃跑,1914年1月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军政执法处人员郝占一和王双喜乱刀砍死。
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总理赵秉钧根据袁意引嫌辞职,不久调任为直隶都督(驻天津)。应桂馨在火车中被杀时,他正在直隶都督任上。他一获应桂馨的死讯,不请示袁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抱怨:“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 不到一个月,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不久,对宋案内幕一清二楚的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王治馨也被袁世凯以仅仅贪污500元的罪名迅速处决。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发表声明称这是国民党自相残杀(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也曾造谣说这是由陈其美所为)。为此,内务总长,江苏都督程德全(原奉天巡抚)曾赴沪亲自审讯“宋教仁被刺案”之凶手并核对了所有罪证,并通电公开公布案件内情,澄清了事实。
宋案发生后,舆论哗然,民心激愤,上海的国民党人要求立即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后上海检察厅公开传讯了当时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出庭作证,却被袁世凯政府所拒绝。(上海检察厅持有大量对袁世凯不利的原始档案,这些原始档案均有可能被袁氏死党郑汝成以及二次革命失败后的袁氏当局所逐步销毁。)
上海的“真相画报”杂志发表评论声明:“……呜呼;政府不法。至于此极。海内外同胞。遂无不痛心疾首。发指皆裂。引领而望此袁赵洪诸人。服从法律。解决此案也。惟彼凶手武士英者。则于宣布证据之前。遂毙于狱。未及明正典刑。人多憾焉。按后列各证据中。洪犯致应犯电。有毁宋酬勋位等语。而应犯致洪犯电。多有乞转呈候示及请先呈报等语。迨事发。赵洪皆抗传不到若有恃无恐者。故杀宋乃政府主谋。实百喙莫解也。至应犯第三件电中竟敢以民国元勋之宋先生比之梁山匪魁。而甘心为政府作伥购凶暗杀;则尤恶贯满盈。虽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此杂志不久即被袁氏政府查封。
袁世凯见矢口抵赖不能摆脱被动局面,曾反守为攻,指挥京津警特机关制造“血光团”假案,硬说黄兴是“血光团”团长,造谣说黄兴正派遣大批团员潜入北京暗杀政府要人。京城到处哄动。京津军警四出搜捕“血光团”,并乘机逮捕了国民党议员谢持,弄得人人自危。袁世凯还装模作样地下令在总统府内实行宵禁,好像真有一个什么“血光团”在活动,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的嫡系爪牙,刺宋元凶之一洪述祖一直逍遥法外,为报杀父之仇,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发誓一定要将洪述祖抓获。
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戚(袁世凯有一妻九妾,洪为袁氏一妾之近亲),曾被袁世凯委任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此时正携袁氏给他的钱款躲进了德国租借地青岛。后洪述祖又化名张皎安,偷偷回到上海。不料他与德商祥丰洋行韦尔发生债务诉讼,于1917年4月29日被控拘押在公共租界巡捕房,被在沪的国民党人探获。因洪述祖家属急忙筹款还清了债务并请原告韦尔撤回了诉讼,洪述祖于30日下午2点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释。刚走出大门,就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及宋教仁前秘书刘白一起死死抓住并扭送至会审公堂。
检察官调阅宋案全卷后认定洪述祖确系宋案要犯,遂将他送巡捕房收押。经交涉,洪述祖被公共租界会审堂移送解往北京。这时袁世凯已死,黎元洪任总统。后洪述祖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以主使杀人罪提出诉讼,于1919年3月27日经大理院判处死刑。洪述祖曾呼冤,谓自己所做一切“乃奉大总统之命”而为,并在临死前给自己写了份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1919年4月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原清朝刑部大牢),对洪述祖执行了绞刑,终于告慰了革命先烈宋教仁的在天之灵。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于右任为宋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1日辞世后,礼葬于上海闸北的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内。墓地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二十四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寝坐北朝南,为半球形,墓前立有墓碑,上书:‘宋教仁先生之墓’,系集孙中山墨迹而成。宋墓顶上有一脚踩青蛇,展翅欲飞的雄鹰,象征著宋教仁一生不断为了宪政的理想,而与保守的旧势力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墓地南隅、正中左右树有石柱两根为出入口,置八级台阶,供拾级而上。墓区正中石柱顶端耸立著以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宋氏西服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二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系于右任所书:‘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墓区广场及通道均系花岗石砌成,周围广植龙柏、广玉兰、香樟和月季等各种花木,整个墓园显得庄严肃穆。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善豪曾经评论宋教仁对国民革命与中国近代的意义,其大略如下:
宋教仁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目标在于鼓吹湖广新军的觉醒,间接促成了武昌起义。宋教仁曾提议革命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下策中的边疆起义。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人心涣散。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乃毅然在上海另起炉灶,独立执行中策,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于是乃有武昌起义之成功。
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当时孙中山主张同盟会仍然为地下革命组织,随时准备继续革命。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以堂堂政党之阵势,藉选举取得政权。宋教仁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之支持,并且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终于组成国民党,而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这个“国民党”,不同于1924年孙中山主导的联俄容共后的中国国民党,实乃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政党。许多后来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石志泉等,都是当时这个国民党的核心成员。
宋教仁对于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孙中山被选为国民党的理事长,旋赴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而主导国内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抵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于是被刺;开启了中国此后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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