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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中国政治家、军事家。湖南宝庆(即今邵阳市)人。遗著被编为《蔡松坡集》。蔡锷曾经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
生平历史
救国的萌芽
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军事救国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中国士官三杰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云南任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本着维护统一的目的,是袁世凯定都北京的支持者。二次革命时,多次为袁世凯辩护。南北议和期间还曾有过呼声组阁,并曾率先在云南发行爱心公债以缓财政困难。
全国经界局督办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四川督军兼省长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梁启超、唐才常任中文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维新思想的影响。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复去日本,先入东京成城学校,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时在学校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10年蔡锷在广西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担任云南陆军第十九镇37协统,训练新式军队。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辛亥革命,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平定了云南全境,成立云南军政府,被推选为云南都督。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蔡锷奉袁世凯之命,镇压了四川重庆熊克武发动的反袁起义。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将非嫡系的地方都督调入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1913年10月蔡锷也被调入北京,任经界局督办、参政院参政、全军统帅办事处办事员,云南都督由唐继尧接任。
1915年底,蔡锷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反对袁世凯称帝,但是表面拥护,并假装迷恋艺妓小凤仙,麻痹袁世凯,潜逃出京,取道越南回到云南。于12月25日与唐继尧等人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6月,袁病死,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1916年9月蔡锷因患喉头结核病赴日本福冈就医,其间“中华民国”开国元勋黄兴逝世,蔡锷万分悲伤,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同年11月8日亦病逝于福冈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附属病院(现九州大学病院)。翌年4月12日,被国葬于黄兴所葬之长沙岳麓山,是民国第一位享受国葬仪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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