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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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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详细资料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某方面而言，淮军也是新式陆军北洋军的滥觞。
生平简介
家世渊源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到父亲李文安（1801年—1855年），苦读多年，终于在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1823年2月15日（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科举出身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戎马功劳
咸丰元年（1851年）1月，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 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皇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和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和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总督直隶及洋务运动
李鸿章军功显赫，累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清季筹办北洋舰队
创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曾国藩有密切关系。1863年盘踞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拟设立铁厂”，特派从美国留学归来、怀有用西方科技文明改造中国愿望的容闳赴美购买“制器之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遵示拨款万两，“交令速往”，并复函曾国藩说：“西人制器之器，实为精巧。醇甫此行，当可购到。海疆自强，权舆于是。”当时李鸿章与上海道丁日昌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李鸿章认为，先前设立的炸弹三局，“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急需“买制齐全”，若托洋商回国代购，路远价重，毫无把握；不如就近在上海“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1865年，李鸿章让丁日昌访求数月，购得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昌铁厂，合并原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于9月奏准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所购机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所有局务，责成丁日昌督察筹划，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1867年该局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建造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等，开始制造兵轮。后来，该局于 1868年—1870年间，陆续设立翻译馆、汽锤厂、枪厂，并在龙华镇建厂制造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使之逐渐成为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
1865年，李鸿章升署两江总督后，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在雨花台设厂，改称金陵机器局。此后，逐渐扩充规模，改良设备，到1860年代末，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子和各种军用品。
天津机器局
1865年5月，清廷在飞谕李鸿章派兵北援的同时，命其派员赴津在崇厚主持下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清廷此举，“隐寓防患固本之意”，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借以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李鸿章看穿了清廷的真实用心，采取了敷衍态度。
6月，他在复奏后第三天，致函率兵北援的潘鼎新说：“天津设局制造，奏中姑宕一笔。俟弟到直，如再有旨催，容与雨生商办。”“崇厚等如太外行，或多批斥，即作罢论。”8月他函询潘鼎新：“天津设局制造一事，崇公如何商议？彼太外行，或不甚究心，便可从缓。”“奏中姑宕一笔”、“便可从缓”、“即作罢论”云云表明，只要再无廷旨，就想一推了之。其实，崇厚并非“外行”，所以李鸿章不得不筹商定议。
9月20日他上疏表示：“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他既答应为天津仿制和购求机器，又要求“宽以时日”，为缓办预留地步。崇厚秉承奕䜣等意旨，专函详询李鸿章“何时可以购齐”。李鸿章复信说须到“明年（按指同治五年）夏秋之间，得有眉目，可以筹运”。
1866年10月正式奏准在天津设局，专制外洋各种军火机器，由崇厚筹划办理。
轮船招商局
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并且，李鸿章为了“自强”、“求富”，企图通过兴办民用企业，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
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借口制造船舰糜费多而成船少，请旨饬令闽、沪两局暂行停止制造。李鸿章复奏指出，宋晋的主张代表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扭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国家诸费皆可节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否则“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他深知国家经费困难，要继续制造轮船，就“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为此，提出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沿江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供华商领雇，华商为了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竞争，应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他还从“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出发，进而提出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他指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国煤铁极多，一旦中外关系紧张，外国对华采取禁运措施，各铁厂就势必“废工坐困”，所有轮船也必将因无煤而寸步难行。中国煤铁矿藏丰富，外商垂涎三尺，处心积虑地攫取中国内地煤铁开采权。他认为中国“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计，殊有关系。”他还警告说：若不“因时为变通”，而“徒墨守旧章，拘牵浮议，则为之而必不成，成之而必不久，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将何所底止耶！”经过李鸿章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捂商局和用西法采煤炼铁开了绿灯。
1873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李鸿章给招商局的定位是：没有大事的时候，轮船可以运粮食和载客；有战事时输送军火。（“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他还希望在航运上可以和外国的船只抗衡。所以叫作招商局，是因为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招商局是先由官商合办、后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
其余洋务企业，如电报局、唐胥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均有程度不等的参与。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舰队覆没，淮军亦蒙受重创。战争中，李鸿章重用了陆军统帅叶志超和水师提督丁汝昌。在陆地上，清军武器装备并不弱于日军，平壤一战，当时驻守的清军三十五营共一万七千人，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人数相当。左宝贵料知叶志超贪生怕死，故以下犯上派人监视叶志超控制局面，但左宝贵战死后叶志超临阵脱逃，致使入朝清军溃败，而叶志超逃跑当时清军的伤亡小于日军。在海洋上，丁汝昌“只识弓马”，不懂海军建设和海战，致使北洋舰队丧师黄海，一败涂地。
日本联合舰队于黄海击溃清朝北洋水师浮世绘画师小林清亲、井上吉次郎绘
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两遇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也无发射鱼雷打击日舰的战绩。传是丁汝昌“只识弓马”，一干管带也全用错了炮弹，不用海战时的开花爆破弹，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虽实际状况是，日本的海军指挥原先也只是陆军军官，因此双方实际指挥皆为“副帅”——刘步蟾与东乡平八郎两位海军军官，而未用爆炸弹的原因是，当时并未携带足够爆炸弹）。丰岛海战中，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弹头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报废。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但经史学家唐德刚的查证，麦氏不过是个拖船驾驶）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据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头的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头的开花弹。在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之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中统计，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猜测：“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如果考虑到上面所提到的库存弹药可能是因为无法使用而搁置的，则丁汝昌责任就较小，但李鸿章的责任并无减轻。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被指责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梁启超为此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在黄海海战前半个月李鸿章上书光绪帝要求“保舰”的秘折上陈述中日军事实力时，写道：“查北洋海军可用者，‘仅定远、镇远两艘’……”，另外他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急速抢购四千吨以上的大型巡洋舰”与“抢购智利铁甲舰两艘”，显示出了焦虑。但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后，他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和以前的说法矛盾。
时人认为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的责任，是无可推托的。战败后在各方指责之下，原本红极一时，堪称疆臣首领的李鸿章，亦从此不再有以前的风光。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汉人唯一的“三眼花翎”(原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甲午兵败后，李鸿章之三眼花翎被褫夺。不久，李氏受命赴日本讲和，在赴马关前向朝廷要求而再获三眼花翎。
马关交涉期间遇刺负伤，最后订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并赔偿二万万两白银，因此背上卖国罪名。
传说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后，立誓“终身不履日土”。后来他于1896年环游诸国，出访俄国、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1]，所到之处皆受当地元首接待。返华途中，经横滨港换乘轮船，他命人在两船之间搭木板而行，终不违当日之誓。然因甲午战败签约，在舆论指责下，李鸿章调离直督要缺，改督两广。
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为奇耻，乃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结果产生《中俄密约》，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沙皇东宫档案资料证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鸿章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李鸿章至少拿到了其中的170.25万卢布。据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德米特里·乌赫托姆斯基（Esper Esperevich Ouchtomsky，1861-1921）的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记载：“《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在一份向李鸿章付款的协定书上签字。协定书规定，头一个100万卢布在清帝降旨允准修筑中东铁路后付给，第二个100万卢布在签订铁路合同和确定铁路路线后交付，第三个100万卢布则等到铁路工程全部竣工后才支付。这份议定书并没有交给李鸿章本人，而是作为绝密文件由俄国财政部收藏起来。”这笔钱作为一个专项基金存在华俄道盛银行，归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名字就叫“李鸿章基金”。据记载，俄方先后三次给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支付款项，其中一笔是俄国专使吴克托穆亲王到北京交给李鸿章的。据《沙俄财政部档案汇编》记载，李鸿章一共接受了沙皇俄国170.25万卢布的贿赂（有李鸿章派人提取款项存条和当日提款的记录）。据《我所知道的李经方——北洋杂闻录》记载，由于没有得到俄方许诺的全额款项，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曾抱怨说：“俄国人花小钱办大事，最不讲信义，老爷子为了他们挨了多少骂，最后跟打发要饭的差不多”。而更令人费解的是，李鸿章收受此贿之时，中国的普通百姓正在为李鸿章签订的《马关条约》买那二万万两白银的单。但对于这种说法学者袁伟时并不同意，他认为：祝贺俄皇加冕和出访欧美各国是李鸿章马关签约后投闲置散生活的结束，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再度崛起。可是，朝野中有不少人盯着他，一有差错，不少人愿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有没有可能为卢布而出卖自己一生的名节和前途呢？此外，300万卢布不是一个小数目，李鸿章要把这笔巨款放进自己的袋子，不能不留下若干痕迹，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此方面的记录。而且，条约最后也是清政府批准的。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方面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国利权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身后哀荣
李鸿章有一首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另付一遗疏：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宫“哭失声”，慈禧太后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赠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 北京李公祠：东城区西总布胡同27号
- 天津李公祠：河北区天纬路李公祠东箭道、西箭道。现为五十七中校址，主体建筑已被拆毁，仅存附属两个小四合院。
- 保定李公祠：淮军公所街
- 上海李公祠：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
- 南京李公祠：白下区四条巷77号、五福巷
- 济南李公祠：大明湖，1961年改为辛弃疾纪念祠
据传李鸿章谢世时留下四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但因其家产被分，无法确定具体数目。
著作
- 吴汝纶编有《李文忠公全集》。
- 2007年顾廷龙、戴逸主编的《李鸿章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正面的，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大势，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总统格兰特(U.S.Grant)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的外交政策，翁同和的内政政策，深为清末不少文士所不满，清末有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咏李，下联咏翁:
张伯驹曾著有《红毹纪梦诗注》一书，回忆自7岁以来，70年间所经历过的菊坛史料，吟哦成诗199首收录其内。诗中记载，《马关条约》签订后，招致民间物议沸腾。当年在京城唱苏昆曲的，有一个饰演丑角的名演员刘赶三，一日在舞台上演戏时，就敢公开嘲骂李鸿章，冒出一句另加的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恰遇李鸿章的侄子也在场看戏，听后大怒，立即上台打了刘赶三好几个耳光，经人劝阻方罢。刘赶三遭此侮辱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抑郁在心，不久竟因而弃世。时人就此事而作联嘲讽曰： 赶三一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由于‘赶三一死‘和‘李二先生‘有些对不上，经过辗转相传后，就变成了杨三。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遇刺事件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到。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李鸿章照X光
1896年6月13日，李鸿章赴德访问，在德国医生建议下，李鸿章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拍照检查遇刺的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日本制造的铅弹以何种姿势镶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子弹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李鸿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技术取名为“照骨术”。李鸿章也成为了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
后代
李鸿章有三个儿子：李经方（实为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过继给鸿章）、李经述、李经迈。婿张佩纶之孙女即为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
其他
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以及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伊藤博文自传)
备注
参考书目
-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
- 李守孔，《李鸿章传》，台湾学生书局,1978
- 雷禄庆，《李鸿章新传》，文海出版社,1983
- 清史稿 [2]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第6册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清光绪二十七年
参考
- 曾国藩
- 淮军
- 湘军
- 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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